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联盟”），这是自2013年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来，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中国再一次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3日G20工商峰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这项重大倡议正式写入5日达成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自1944年世界银行成立以来，世界主要大洲先后成立了本地区的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一大五小”的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世界银行在多边开发银行中居于领袖地位，五个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包括：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今年年初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这些多边开发银行具有各自的业务使命，在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业务侧重，发展出各自的规则体系。与此同时，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存在很多合作机会。例如，它们经常需要对某一项目提供联合融资，并选择适用合作伙伴的环境、社会及采购标准，客观上使规则逐渐统一。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多边开发银行的采购部门之间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推动项目采购标准统一化。2010年还建立了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的共同机制。
多边开发银行在成立初期，投资领域通常集中在基础设施。随着时间推移，业务范围扩展至私有化、财税改革等政策领域，逐步偏离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使命，没有很好实现预期效果。亚投行是第一个把“基础设施投资”写进名称的多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的定义应当是开放、发展的，旨在适应创新经济发展需要。
在2014年G20领导人峰会上，主席国澳大利亚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作为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为基础设施投融资提供对接平台。今年，中国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并把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与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相比之下，联盟从多边开发银行切入，并将多边开发银行作为主要抓手，顺应了多边开发银行合作不断强化的趋势和需要，其意义与影响更为深远。
首先，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选择基础设施领域作为振兴世界经济的突破口是务实之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改善本国基础设施的需求，并需要为此筹措资金。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不少于8万亿美元，而多边开发银行每年提供全球市场的资金仅为1000亿美元，即使全部投在亚洲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多边开发银行为中心，将在全球范围建立融通资金的有效渠道，撬动全球各类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事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其次，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将成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突破口。联盟不是再造一个国际组织，而是在现有的“一大五小”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全球范围更具深度的机制化合作。在G20领导人峰会的支持下，联盟的设立顺应时代形势，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多边开发银行全球治理机制将从此开启并不断完善。
再次，联盟把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体现了对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认同与继承。中国作为G20杭州峰会的主办国，拥有设置峰会议题的权力。中国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并同意把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体现了认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真诚意愿。中国是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建设者、参与者和维护者。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是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如今倡议成立联盟，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在全球范围对多边开发银行的机制化整合。
此外，中国推动国际组织朝着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持续改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三驾马车”，国际社会推动这三家机构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世界银行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使命，但成立70多年来，历任行长都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层以上管理层也是以欧美籍人士为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资本份额长期偏低，缺少话语权。近年来，“三架马车”积极推动改革，治理结构开始逐步反映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实际情况。中国倡议成立联盟延续了这一改革趋势。
最后，在联盟框架内，“一大五小”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有望加强投融资业务协调机制，推动公司治理与规则制定深度融合。在此方面，亚投行作为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吸收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发展更好的“国际最佳实践”。亚投行坚持“三个面向全球”（面向全球招聘、面向全球采购、以亚洲为重心面向全球投资）的开放做法，为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注入一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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