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如何应对危机？答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渐次清晰

　　全球经济的衰退在越来越多的部门展现——个人消费支出锐减，投资意愿冷清，出口活动低迷。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日趋恶化的外部环境，令中国一直以来对出口的强烈依赖将难以延续，遂将目光再度投向投资和消费。在过去一个月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频繁出台，清晰地显露了监管层“求稳保增”的强烈愿望。
　　11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称，要把保障性住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这为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要加大投资力度”提供了又一注解。
　　面对危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作何选择？这个问题，在预计于本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答案当渐次清晰。

货币政策“步步为营”
　　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本年度第三次降息。不过，央行降息节奏虽然加快，其力度仍受质疑。“利率一次降0.27点，十次不过才2.7个点，速度太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1998年前后的教训值得记取。当时由于政策调整过慢，结果利率比企业投资税前报酬率还高，从而使企业不愿投资，导致总需求持续低迷。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亦认为，本次危机的影响比1998年的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危机从东南亚国家扩大到主要发达国家；房地产的深层次调整，意味着内需放缓形势更加严峻；投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在1998年，基础建设薄弱，投资余地较大，而现在通过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难度明显增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则认为，货币政策对于启动经济增长不会有那么大作用。因为外部经济普遍滑坡，而中国央行无法像美联储那样把货币发到全世界。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陈兴动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内需所能支持的增长速度是5.5％-6.5％。如果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为“保八争九”，那么宏观政策需要对GDP增长贡献2.0％-2.5％。
　　种种迹象表明，宽货币政策气候已成，但央行仍在掌控着松动的节奏。央行已明确表示，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此外，央行还缩减了央行票据的发行量。一年期央票从10月27日起改为隔周发行，三月期和三年期央票迄今也已经停发了两个月和四个月。
　　从央行近期政策来看，在数量型工具的选择上，央行主要通过放宽信贷要求和减少央行票据发行量来实现流动性管理，但对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相应的动作。
　　央行解释称，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并没有流动性枯竭状况。此次下调利率的同时并没有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考虑到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亦认为，央行应先减少央票发行，然后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与之相印证，11月4日发行的100亿元一年期央票，大部分参与申购的银行都按央行规定的最低发行利率3.2098％报价，申购额度也靠近央行批准的上限。最终，52家一级市场交易商只能平均分配100亿元央票，这也折射了银行系统流动性尚宽裕的事实。
　　央行放宽了银行贷款的硬性限制，但随着经济的深度调整，银行的惜贷心理必然伴随出现；信贷的问题更多的是反映银行贷款意愿的薄弱，而非贷款供给的不足。或因为此，央行在操作过程中选择了更加可控的数量方式，而非通过银行渠道来释放流动性。

“扩投资，促出口”
　　近几个月中，中国的出口环境更趋恶化。11月1日，政府再次对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出口退税率经过数次上调，目前继续操作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短期内刺激出口，或者可以通过放开《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下称《目录》）实现。在2007年，商务部曾将1853个新增商品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中，这些新增商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目录》的增补，隐含着政府产业结构转型的战略思路。不过鉴于此次经济调整蔓延全球，中国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多数面临国民收入锐减、消费低迷的状况，即使大幅放开《目录》限制，需求放缓的困境也未必能获得改善。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即使放开《目录》，对于避免出口过快下滑的正面作用也十分有限。
　　国内消费的形势同样严峻。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346元，同比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
　　实际上，由外需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的政策思路并非今日才出现，经济驱动力的转型却迟迟未能出现。究其根本，医疗、养老、教育以及住房这些因素，无疑是居民消费最大的制约。正因为此，本次投资政策的重心上出现了偏移，由过去单纯的大型的基建项目，向民生和“三农”领域倾斜。
　　国务院已明确提出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明确列出了加大投资力度的领域，其中包括地震灾区重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障性住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建设，也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
　　灾区重建是政府增加投资另一个重点。根据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测算，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中央财政按照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30％左右的比例，建立中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并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
　　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仍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具体的细节可能要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政策基调和全国发改委工作会议后方能确认；而且计划的执行，尚需通过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外部需求势必大幅下滑，且短期内难以复苏。对于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政府放松信贷和降低出口成本的政策，对增加出口成效有限。着眼于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速，既是无奈之选，也是现实之选。当前最受市场期待的，是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和规模。
　　国务院已提出要加大投资，同时继续加大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和范围；但具体操作上，并没有采取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做法，立即扩张当年的中央财政赤字，鼓励地方政府同时加大投资，并要求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贷款。
　　《财经》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从今年后半年开始，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持续下降，但全年的财政收入仍有望出现超收。但是，“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不会增加，仍将维持年初预算确定的1800亿元的水平”。
　　如果财政部不扩大今年的赤字规模，四季度财政刺激经济的财力，将限于财政收收入的规模，按目前的收入增速测算，今年中央财政超收预计在3000亿元左右。
　　2009年财政投资的前景如何？财政部官员告诉记者，财政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明年增值税转型可能令财政收入减少1500亿-2000亿元，企业所得税在经济形势低迷的背景下，很难做出乐观预期；个人所得税虽然占总体税收收入比例不高，但起征点如果提高，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此看来，明年增加投资将加大财政压力。
　　“减税的前提是压缩政府开支，应该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前提下扩大总需求。”宋国青认为，财政部还可以考虑通过某种方式将国有企业利润收上来，以减少财政压力。
　　但在安邦咨询公司研究总监贺军看来，政府的很多支出和消费刚性很强，骤然大幅削减的可能性不大。从央企分红的制度虽然向前跨了一步，未来可能仍要面临艰难的博弈。
　　周其仁亦认为，如果没有实质的改革，垄断企业利润很难拿上来。因此，扩大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在情况来看，无论是国企利润的再分配或是政府支出的缩减，在操作上都存在较大的阻力，短期内产生效果的可能性颇小。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投资性财政支出，政府可能只能被动发行国债，扩大赤字率。
　　哈继铭预测，假定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12％，若要使GDP增速达到8.8％左右，则财政赤字将由今年占GDP的0.6％扩大到明年的2.3％。
　　至于地方政府发债，哈继铭则认为，短期内可能性不大。不管从发债的审议监督和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还是从事权和财权的匹配上看，地方政府发债仍存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获批，也可能是首先在某些省级政府进行试点。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更多可能是通过中央政府贷款来解决。
　　解决财政压力的另一个方式是放松产业管制，开放部分领域的准入许可。
　　以京沪高铁为例，由于民间资本的介入，政府的资金压力大幅减轻。在其2209.4亿元的工程总额中，沿线七省市将以土地折价234亿元入股，中国平安等七家保险公司将集体出资160亿元，全国社保基金会出资100亿元，铁道部仅出资647亿元。剩余的1000多亿元资金，则主要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来实现。如果按照五年的工程期计算，铁道部每年需要承担的部分仅为100多亿元，而每年铁道部征收的铁道建设基金总额超过600亿元，且铁道部还可以通过发行铁路债的方式来筹资。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京沪高铁1000多亿元的贷款需求，各大银行做出的贷款承诺高达2600亿元。
　　由此，不难发现开放部分领域、准许民间资本参与的重要意义。银行惜贷心理更多是出于规避风险，这并不代表银行不存在利润压力。以政府公信力作为担保的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投资机会。国家在融资过程中，则可以凭借优势地位获得更加灵活的利率，减少融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资源可以被更加充分地调动，从效果上看，要远远好于单一政府主体的投资。